港圈又起口水战。这一次，把镜头对准成龙的，不是狗仔，而是曾以“嘴炮”著称的萧若元；替他挡子弹的，则是拍过无数屎尿屁喜剧、却鲜少公开动怒的王晶。一句“风流但绝不下流”，把“沙漠强奸”“车厢露体”等爆炸性指控统统推上热搜，也让人们再次见识到：在“已故证人”与“活人辩护”之间，舆论场的天平可以倾斜得多么危险。
萧若元的爆料模式并不新鲜——当事人已逝，无对证，无卷宗，只剩“我听说”。这种“死亡背书”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规避了所有法律风险：逝者无法提告，平台难以核实，观众却乐于消费。此次他口中的“沙漠强奸”“车厢露体”，同样拿不出警方记录或民事调解书，却迅速在短视频平台被剪成“奇闻轶事”传播。王晶痛批其“拿死人做证据”，点破的正是这套逻辑：以“无法核对”换取“无法追责”，让谣言穿上“当事人已不在”的防弹衣。
公众印象里的王晶，是赌片、咸湿片、屎尿屁喜剧的代言人，似乎与“道德卫士”毫不沾边。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反击更具信号意义：商业片导演尚且看不下去，可见萧式言论已跨过“八卦”红线，滑向“诽谤深渊”。王晶与成龙合作数十年，见过对方“风流”的一面——身边确实不乏主动靠近的异性，却未曾目睹“下流”行径。他以亲历者身份作证，虽同样属“人证”，但至少是“活证”——可被质询、可被追责、可被法庭传唤。在“无法对质”与“可受检验”之间，法律显然更青睐后者。
王晶的辩护，核心在于区分“风流”与“下流”：前者是你情我愿的多情，后者是突破底线的侵犯。成龙年轻时的绯闻史，港媒早已写得密密麻麻，从邓丽君到林凤娇，公众形象向来是“浪子”而非“圣人”。但“浪子”是否等同于“罪犯”？这是萧若元必须跨越的举证鸿沟。没有报案记录、没有民事和解、没有DNA报告，仅凭“我听说”便把“风流”升级为“下流”，不仅消费逝者，也消费公众情绪。
耐人寻味的是，萧若元言论发酵后，社交平台上“信者”与“不信者”迅速站队，却少有人追问：“证据呢？”在“后真相”时代，情绪比事实跑得快，谣言比辟谣传得远。即便成龙团队提起诉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也需自证“绝无此事”，而“证明不存在”的难度远高于“证明存在”。正因如此，王晶选择率先发声，以“活人见证”对冲“死人爆料”，既是为老友挡枪，也是对“谣言低成本”的一次反击，当法律程序漫长而艰难，公共舆论的“即时辟谣”便成为第一道防火墙。
王晶怒怼萧若元，看似是个人义气，实则揭开娱乐圈“已故证人”乱象的冰山一角：逝者无法开口，活人随意代言，真相在口水间被稀释成流量盛宴。风流与下流，仅一字之差，却隔着法律、道德与常识的万里长城。在“听说”与“亲历”之间，在“八卦”与“诽谤”之间，我们或许无法立刻等到法庭裁决，但至少可以保持一句最朴素的追问。“证据呢？”别让一句“我听说”成为毁人清白的通行证，也别让“无法对证”成为谣言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