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大众说不好我就得说不好？我妈妈觉得很好啊，媒体是你亲戚吗？” 12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内，张柏芝面对律师关于票房失利的提问，连珠炮似地反击道。这场她与前经纪人余毓兴的合约纠纷案，已从单纯的法律争端，演变为对娱乐圈评价标准的深层辩论。
法庭交锋：从合约纠纷到评价体系之争
这场官司的核心是余毓兴及其公司向张柏芝索赔1276万港元。原告方指控张柏芝在收取超过4000万港元预支片酬后，未履行多部电影合约义务。而张柏芝方面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并表示相关合约上的签名系伪造。
在庭审中，当原告律师提及某部电影上映后“票房不佳”时，张柏芝反应激烈，连续反问道：“什么叫‘上映后票房不佳’？我不理解，原因是什么？什么叫‘不好’？‘不好’的定义是什么？” 律师解释这是“媒体报道”后，张柏芝进一步反驳：“法庭不是该讲真假吗？为什么非要讨论媒体说好或不好，而不问我怎么说？”这番话直指问题的核心，在讲究事实与证据的法庭上，充满主观色彩的媒体评价能否作为法律证据。
案件背景：十余年的恩怨纠葛
这场纠纷的根源可追溯到2011年。当时张柏芝与余毓兴签订了《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余毓兴支付了4000万港元片酬，约定张柏芝出演四部电影。次年又追加两部电影合约，预付276万港元。然而，双方对合约履行情况各执一词。余毓兴指控张柏芝收钱后未完全履约；张柏芝则反驳称“没有电影，为什么要收钱？”她强调自己只拍了一部《危险关系》，其余电影因对方未提供剧本而未能拍摄。这已不是张柏芝首次与经纪人发生纠纷。从朱永龙到向华强，她的职业生涯伴随着多次合约争议。而余毓兴本人也曾卷入伪造公章等丑闻，使得这场官司更加扑朔迷离。
形象转变：从影后到“票房毒药”
张柏芝的职业生涯堪称大起大落。18岁出演《喜剧之王》一举成名，24岁凭借《忘不了》成为金像奖影后。然而，随着2008年“艳照门”事件爆发，她的演艺事业遭受重创。复出后，张柏芝主演的《最强喜事》《无价之宝》等电影票房均未达预期，被冠上“票房毒药”称号。近年来，她已将事业重心转向综艺节目和直播带货，较少出演电影。与此同时，她的个人生活也备受关注。与谢霆锋离婚后，她独立抚养三个儿子，塑造了“坚强妈妈”的形象。这次庭审中，她也提及母亲认为她的表演很好，展现出对家庭评价的重视。
行业反思：票房是否是唯一标准
这场风波引发了对娱乐圈评价体系的思考。票房成绩固然是衡量电影商业成功的重要指标，但这是否是评价演员价值的唯一标准？张柏芝的反问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媒体塑造的叙事与个人认同产生冲突时，孰是孰非？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媒体报道往往追求爆点和话题度，这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一位业内人士评论道：“演员的价值不应仅由票房定义，演技、专业态度和行业贡献都应纳入考量。张柏芝的案例反映了娱乐圈评价体系的单一化问题。”
庭审进展：张柏芝完成作证
经过三天的庭审，张柏芝已完成作证阶段。与前一天情绪激动相比，12月9日的庭审中她表现更为稳定。当法官宣布她可离开时，她表现得“好开心”，并向法官鞠躬致谢。案件将继续审理，张柏芝的助手周静仪将成为下一个出庭作证的证人。案件的最终判决或将影响张柏芝未来的职业生涯和财务状况。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官司都已成为娱乐圈合约纠纷的一个标志性案例。它不仅关乎两位当事人，更触及了娱乐圈评价体系、明星与媒体关系等深层问题。
真相与评价的博弈
张柏芝在法庭上的激烈反应，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艺人对媒体标签的反抗。在注重形象和流量的娱乐圈，艺人们常常被困在媒体塑造的叙事中，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场官司最终会如何判决尚不得而知，但它已成功引发公众对娱乐圈评价标准的思考。在一个非黑即白的舆论场中，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元、更包容的视角来评价艺人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