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演出商坦言，演出商和黄牛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现在演唱会成本水涨船高，一些艺人的排场越来越大，有的要求包下酒店的一层楼，有的还要求包机出行，场地租金、人工搭建等费用都在上涨。但由于政策原因，演唱会的票价不能定价太高，当演出票不足以覆盖演唱会成本时，一些演出商为了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只能截取大量的“公关票”，以更高的价格直接交给黄牛。而黄牛又层层加价卖给消费者，这也是演唱会门票溢价现象愈发严重的一个原因。
“把票交给黄牛，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赚取更多利润。面对一些销售不佳的冷门场次，黄牛又可以给我们兜底，降低市场风险。但这样做无疑是在法律的边缘试探，从长远看，将会扰乱了整个演艺市场的良性发展。”这位演出商说。
另外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实行“强实名制”的当下，黄牛又如何倒卖票务？
歌迷章小姐告诉记者，黄牛通过各种渠道拿到的内部票，可以分为录入票和邀请函两类。所谓录入票，就是直接把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告知黄牛，由他们在系统录入信息后，便可以在大麦等平台看到票务信息，通常是在演出前一周出票。而邀请函则是黄牛直接给你二维码，自己扫码录入信息即可。
除了加价倒票之外，黄牛还针对强实名制提供一种代拍业务。“黄牛会提前在网上兜售代拍业务，预先收取一定代拍费，并提前将顾客的身份信息录入系统，以他们身份进行代拍，像周杰伦、五月天这样级别的，黄牛代拍费基本在2000-3000元，其他演唱会的代拍价也需1000元。”章小姐说：“黄牛用的是专门软件，几秒钟内就能抢购成百上千张门票。普通人的手速怎么可能拼得过机器呢？”
市场火爆，如何让黄牛不再“牛”起来
黄牛市场的野蛮生长，让欺诈事件屡见不鲜。“如果能买到票，谁愿意去找黄牛呢？”在南京某IT公司工作的程先生叹了口气。今年7月，他花了2400元在黄牛那里购得两张凤凰传奇合肥演唱会门票，可跑到合肥才知道，黄牛手中并没有票，仅是买通了现场的保安，让他在检票口悄悄混入，进场甚至连座位也没有。
今年9月的周杰伦南京演唱会，更是黄牛诈骗的重灾区。一位歌迷向记者诉苦，自己花了3000元买了一张“录入票”，临近演出，黄牛迟迟不出票，再联系黄牛时，对方说没票了，后续财务进行退款，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财务，黄牛是明目张胆的诈骗。”
近期，江苏永衡律师事务所蒋文律师也接到了不少被骗消费者的咨询。据他了解，强实名制下，黄牛会“一票多卖”，甚至是“无票多卖”。“黄牛网络中会有多层代理，上层黄牛拿到内部票之后会往下级传，层层加价，票也许只有一两张，但却最终卖给了很多人。最后他们会选择出价最高者出货，而面对众多付了钱没有拿到票的消费者，黄牛往往会直接‘跑路’。”
黄牛为何如此猖獗？蒋文律师解释说，“诈骗的刑事立案标准一般是在3000元以上，一些黄牛会故意将诈骗金额控制在这个标准之下，以规避刑事处罚。交易过程中，很多消费者连黄牛的真实身份信息也没有，这给相关部门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很多人权衡维权费用和时间成本之后，只能选择不了了之。”
一边是演出市场火爆，提振行业信心。一边是一票难求，歌迷怨声沸腾。如此乱象，究竟该如何整治？
此前江苏省消保委曾对“强实名制”购票进行了建议，称文体演出行业可以参考铁路售票机制，完善购票、退票等流程，完善售后服务机制，建立完善的“候补”“退票”流程，避免“黄牛”票在二级市场泛滥。
“我们应通过增加场次、延长时间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市场供给，缓解供需矛盾。”杨润森提到了今年7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6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批复》，文件中指出，将外国投资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出经纪机构的审批权，下放至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城市，审批效率或将提速，意味着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演出在南京上演，一票难求的状况有望得到缓解。”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演出商建议，票务制度需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包括演出的总票数、普通票、录入票和邀请函的数量等信息都应明确公开，实现每一张票都可实名溯源。他特别点赞了此次刀郎南京演唱会的票务管理，直到开演前一天才释放了少量内部公关票，这也就有效压缩了黄牛倒卖的时间，减少了内部票流向市场。
蒋文律师建议，打击黄牛的倒票行为，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实名制购票政策以及售票平台保证金制度。消费者也应提高维权意识，用好法律手段。相关部门需加大对黄牛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还需要积极研究对策，堵塞黄牛抢票的技术漏洞。他建议可以参考12306铁路售票的订、改、退模式。此外政府也应该加强引导，呼吁大众从正规渠道购票，维持公平的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