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了，胡适还拿出一部当时还少为人知，或者说尚未被学界所习知的珍贵文献，来为自己的“进口货”之论做一番鉴证。那便是 《西游记考证》中介绍过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胡适以这部经王国维考定为宋版古籍的文献为重要依据，简明扼要地拈提了这部古籍与印度的《拉麻传》之间的相似之处，认定二者在关涉孙悟空来历的方面必有关联。
胡适在文中列举的所谓“考据”有：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 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份也很相近。第二，《拉麻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是一个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 《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大家堕落的变相呢！
不过，胡适不得不坦承一个 事实——即便《西游记》第一部分（即第一回至第七回），是其当时认为与“哈奴曼”最有可能有所关联的部分， 实际内容却大多出自中国本土著者的创作。这就让人疑惑了，既然说孙悟空原型是“哈奴曼”，为何从《西游记》的第一部分，前七回的“齐天大圣”传里，却找不到特别充分的故事情节来证明二者的紧密关联呢？当然，在《西游记》第七回之后，就更找不出“哈奴曼”的影子了。 怪不得鲁迅说胡适“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甚么”。
哈奴曼画像，1830年作品，今藏大英博物馆
不过，在《西游记考证》发表之后的十年间，有学者还真在研究“进口论”。陈寅恪撰发于1930年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对汉译佛经里猪八戒形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高老庄招亲故事有所考察，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结合了《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故事，以及汉译佛典《贤愚经》中“顶升王升仙因缘”的故事。而 郑振铎于1933年撰发的《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也再次强调孙悟空与印度神猴“哈奴曼”非常相似。
季羡林再提佐证
1947年12月19日，《华北日报》刊发了吴晓铃撰写的《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俗文学研究方法论之一（下）》。文末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反问：“不把中国关于猴子的故事整个研究一遍，不把无支祁的神话弄清楚，不把有关玄奘法师西域行纪的异说传闻细细爬梳，我们能愣说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便是印度远古史诗《罗摩衍那》里哈奴曼的化身？”
应当说，该文的反问，表达出了吴氏个人一个相当重要的学术立场，即便孙悟空的“国货”出身论有一定历史局限性，但若不把中印两国相关史料充分发掘与整理出来，不对这两者之间的源流、异同做充分地研讨与考证，“进口论”就绝难成立。
吴晓铃在1937年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1943年到1946年，他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授，他不但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涉猎广泛，还通晓梵文，曾着力于印度古典舞剧、印度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戏曲及小说的比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 吴晓铃早年曾师从胡适，并在民俗文化与俗文学研究方面，深受胡适影响。他这篇文章看似与胡适早年观点有些相左，可谓公开“唱反调”。吴晓铃在文中引用郑振铎的话：“自古隔绝不通的地域，却会发生相同的神话与故事者，其原因用在于人类同一文化阶级之中者，每能发生出同一的神话与传说，正如他们之能产生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般。”
虽然吴晓铃并没有解答关于孙悟空来历的问题，但他呈现出了另一种维度的探索， 即“孙悟空”这一中国神话故事人物，与印度史诗中的神猴“哈奴曼”有某种相似之处，二者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借鉴关系，这只是一种人类文明共性或人类文化共识中的某种巧合罢了。二者皆属人类文明与文化历程中的创作，二者皆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存在而产生了遥相呼应的某种默契。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那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关于孙悟空来历的学术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
当年曾是胡适学生的著名学者，精通梵文、佛学及多国语言的学术大家季羡林，接连发表多篇论文，集中梳理与考证了关于孙悟空来历的一系列域外相关史料文献。其人所撰《〈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文学在中国》《〈罗摩衍那〉在中国》等一系列著述中，充分表达了承续胡适观点而来的见解，非常明确地指出“孙悟空”这一神话人物的形象，是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借鉴而来。
